1937年9月，平型关战斗胜利之后，我奉命带着三十多名医护和勤杂人员及一百多名伤员，由灵丘下关经过河北阜平，到山西五台县耿镇河北村一带待命。

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同志接总部命令，任命我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我根据军区首长的指示，开始着手组建卫生部工作。当时，部队发展很快，迫切需要医药卫生保障。但是，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全晋察冀边区一百多个县城没有一个像样的医院，有的县城只有几个中药铺，西药房更缺。人民抗日武装的迅速发展，卫生保障工作百端待举，创建后方医院，组织战地救护，筹划药品器材，样样都需要懂得医疗技术的人去完成。我这时深深感到培养医务人才的重要性。在迫不及待的情况下，我们于1938年初，匆匆举办了看护员和调剂员短训班各一期，共培训三十余人。他们分配以后，虽能解决一点小问题，但终因培训人数太少，质量不高，不能满足部队医护工作的需要。尤其是卫生干部的培训，仍然迫在眉睫。正在此时，白求恩率领加美医疗队，披星戴月，跋山涉水，于1938年6月17日，从延安到达晋察冀边区。他的到来，对我们当时的工作真是雪中送炭。从此，白求恩在晋察冀军区的一年半时间里，倾注了全部的热情、智慧和精力，帮助我们开展工作，尤其是注意培养训练卫生技术人才。他的崇高思想和不朽业绩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的。

(一)

白求恩从军区司令部来到卫生部以后，第二天就到松岩口后方医院检查伤病员，了解卫生干部的工作情况。那时我们的医疗条件很差，医护人员不但数量很少，而且技术水平也很低，护理人员都是一些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十几岁的小孩子，有的还是文盲。白求恩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焦急，他建议我们必须立即抓紧培训医护人员。

白求恩的建议正符合我们的打算，我们就在原短训班的基础上很快又开办了军医训练班。1938年7月6日，军医训练班开课了，学员是从各军分区和三五九旅抽调来的，全班共三十七人。教员不够，我和副部长游胜华、医务科长郭凡就亲自任教。训练班和卫生部住一起，教室是从村里小学校借用的，教材是自编的。原定学习时间为八个月，后来遇到临时任务，延长了几个月，有的学员因为工作需要提前分配了工作。

军医训练班一开始就受到白求恩的关怀。那时白求恩住在松岩口后方医院二所，距卫生部驻地河北村三华里。他每次来卫生部研究工作，都要到训练班察看，向教员王芝元、郭晓霆了解教学情况，有时还找学员谈话，了解他们的学习成绩。他对这个班在教学上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注意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非常满意，他还经常让学生到医院实习，并亲自给他们讲课或指导实习。开始学员们对白求恩比较生疏，有些害怕，因为听说他对待工作十分认真严肃，一怕提问答不上来，二怕操作错了挨批评，每当他带领大家实习时都不敢向前面站。白求恩敏锐地观察到同学们畏惧不前的态度，他就和气地对大家说：“因为语言不通，我不能随时随地对你们知道，但你们要知道，一个医学生在有经验的医生指导下进行工作，他才能避免盲目蛮干。我可以向你们的部长建议，我愿做你们的名誉校长。当学生的都有点害怕自己的老师。我这个人可能使人有些害怕，不过有一点，学生做错了事我是不会记在心里的，因为他不会，才跟我学嘛!”从此以后，学员们看到白求恩就再也不拘束了。在白求恩细心指导下，这批学员进步很快，后来都成为卫生战线上的骨干力量，这是晋察冀军区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医生。

(二)

1938年8月7日，白求恩与聂司令员在山西五台县金刚库村会晤。两人相见显得格外亲热，他们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白求恩向聂司令员汇报了模范医院创建的进展情况，他兴致勃勃地说：

“模范医院建成以后，可以作为全区培训医生和护士的学校。”聂司令员对白求恩培训卫生技术干部的设想非常赞成，也向白求恩介绍了红军一贯非常重视培训干部的情况。他告诉白求恩：“目前边区已经办起了一所抗大式的军政干部学校，校址离这里不远，就在五台山上的普佑寺，有五百多名学生，你可以亲自到那里看看。”并说：“美国驻华参赞卡尔逊曾到那里参观访问过。”聂司令员接着又说：“军区部队发展很快，初创时只有两千人，目前已发展到近十万人。军队打仗一是要有武器，有饭吃；另外就是受了伤要有人救治，要有好的医院疗养。我们的医护人员太少，当然可以吸收一些地方医生参军，但这个数量有限，只能作为技术骨干。必须靠自己培养训练医务干部，才能满足需要。我们急需创办一所卫生学校，来培养大批医护干部，才能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白求恩完全赞同聂司令员的意见。

同聂司令员谈话之后，白求恩就积极投入了卫生学校的筹建工作。一天，我接到聂司令员的指示，让我去找白求恩谈谈，请他担任卫生学校校长的问题。我来到白求恩的房间，他正在忙着给聂司令员写关于创办卫生学校有关问题的报告。他见我进来就停下工作，站起来迎我。我们谈起办学校的事情，白求恩滔滔不绝地向我倾诉了他的想法。他说：“我曾设想过，为了提高医疗技术，是否可以派人到敌占区的北平、天津，大后方的西安、重庆等地，或是出国到苏联进修学习，后来又想这些都不切实际，远水解不了近渴。最后，得出结论必须着手创办我们自己的学校。聂司令员讲得很对，我很赞成他的意见。”他又对我说：“你来得正好，我们现在就应该研究教员怎样招聘、抽调，教材如何编印，学员怎样招收，开办什么班次，学制有多长。”我对他说：“聂司令员要请你担任卫校校长。”他说：“办学校当然首先要有校长，如果不涉及把我的活动仅仅限于医院，我可以接受聂司令员的命令出任校长职务，但是，我不愿意现在就拴在一个地方不能活动，我必须到前线去了解整个的战救情况，从战地的实际情况去指导前线卫生人员的工作。因为你们正在进行着一场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游击战争，全世界进步的人民都想知道你们是怎样战斗的，战救医疗工作是怎样进行的。我刚刚来到边区，对全区的情况还不了解，我计划最少用两个月时间巡视各军分区，然后回来集中精力办学校，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作准备。”我们还谈了在职医务人员的训练等问题。天已很晚，翻译董越千同志说：“现在该休息了，明天有时间再谈吧!”当离开白求恩的房间时，三星当空，已是子夜了。

8月13日，白求愚在松岩口后方医院写给聂司令员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想法，他写道：建立训练卫生干部的学校，首先必须认识其迫切性，其次应有建校规划。它需要有称职的教员，明确的教学计划、教科书和实习的医院或病房。这些问题，白求恩考虑得都很具体，特别是对教员的人选，他想得很多。在报告中，他还从技术方面分析了医院工作人员的情况，直率地对聂司令员说：“对教员问题我感到很为难。”随后，他一边加紧教材的编写，一边物色适合教学的人选。他多次电催江一真到晋察冀边区，就是希望他来担任教学工作。

白求恩和江一真同志在延安时就相识了，他对江一真很佩服。江一真率领的延安赴前方手术队，于1938年11月到达晋察冀灵丘县下关村二所。白求恩对江一真的到来感到特别高兴，他说现在可以有人代替我了，江一真是最适合不过的卫生学校校长。军区首长指定江一真同志具体负责筹划办校。1939年2月，日寇向我冀中抗旧根据地发动进攻。白求恩同志得到聂司令员的批准，率领“东征医疗队”到了冀中。他在冀中四个月时间里，参加了四次大的战斗，在战地实行手术三百多次，经他救护治疗的伤员就有一千多人。在紧张的战斗中，他仍念念不忘卫生学校的筹建工作。他发现冀中有一些医科学校毕业的专门人才，很适合担任卫校的教员，他就一个一个记下来向军区作了推荐。他还利用战斗间隙，在6月20日为卫校拟定了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在这个计划中，白求恩考虑得非常细致，连学生的作息时间，班次的大小都考虑到了。

(三)

1939年6月底，白求恩从冀中回到冀西山区，因脚部感染在何家庄军区司令部休息了一些日子。7月1日，他写信给美国援华委员会，说他在工作中遇到最大的障碍就是没有训练有素的医生，他决心“把教育本地区的医生和护士作为外国医疗队的首要任务”。白求恩有一个很恳切的意见，他说：“一个外国医疗队对你们的帮助，主要是培养人才，即使他们走了仍然留下永远不走的医疗队。”不久，他会见了聂荣臻司令员。在谈话中，他再一次重申了培训医护人员的重要性。他强调说，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如果我们的卫生机构得不到受过训练的人员，我们就等于没有卫生机构。”他在谈到从冀中调学有专长的敦授到卫校担任教员的问题时说：“卫校应该把第一流的人才集中起来，培训医务干部，这不仅是战争的需要，也是将来建设新中国的需要。”他的脚稍稍好了一些，就以军区卫生顾问的名义到正在筹建的卫校检查工作，同教师们讨论教学方法，教学分科和教材编写等问题。他要求教材的编写要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不要贪多求全，不要照搬旧教科书的全部内容。他的意见对于当时的培训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军区首长的亲切关怀下，卫校筹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5、6月份就在医训队的基础上开始从各军分区抽调学员，集中在神北村，一边劳动建校，一边补习文化。白求恩看到这种情况，非常兴奋。8月13日，他很有信心地写信给约翰·巴恩韦尔说：“我正力图把农家子弟和青年工人培训为医生，他们均有读写能力，多数人尚具备一些算术知识。……从这批人中，我必须用半年时间培训出护士，用一年时间培训出医生。”

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在唐县牛眼沟村举行开学典礼，白求恩参加开学典礼，并在会上讲了话。他热情赞扬卫生学校的建立，鼓励学员努力学好技术，为伤病员服务，还把他从加拿大带来的显微镜、小型x光机和一些内外科书籍捐赠给了学校。

白求恩对整个军区的卫生建设考虑得很细致，早在8月初他就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给军区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和建议。他看到有些卫生干部不安心本职工作，就提出除加强思想教育外，应该适当提高卫生工作者在部队中的地位，以鼓励更多的人参加部队的卫生建设事业。他建议分配抗大和联大的毕业同学到部队参加卫生工作，特别是要鼓励女同志到卫生战线工作。他还建议对在职的医务干部要严格要求，注意培养，克服医疗工作中的不良习惯和作风。对在职干部的培养，白求恩一开始就是很重视的，他筹建模范医院，开办特种外科实习周，都是为了提高在职医务干部的技术水平。他设想卫校建立之后，不仅要培训新的卫生干部，还应该承担在职医务人员提高的任务。所以他对卫校的建立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对办好卫校想得很深很远，对办学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也作了充分的估计。参加开学典礼之后，有一天白求恩找到我，谈了他打算近期回国的日程安排。他非常气愤地说：“国际援华委员会给医疗队汇来的钱和宋庆龄寄来的药品器材，都被蒋介石国民党扣留了。我必须亲自去美洲一趟，募集经费、药品、器材和书籍。”他把话题转到卫校问题上说：“创建一所卫生学校，没有书籍，没有组织学和病理学的组织切片，没有细菌学的设备，纵然有好的医师作教员，依然不能解决问题。”他粗略地估算了办学的经费，停顿一下接着说：“这些经费你们靠自力更生解决有困难。我决定回国一趟，向世界人民宣传八路军敌后抗战的英勇事迹。我相信，你们的斗争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我会得到一笔医药援助经费的。我已经报告了党中央，决定近期回国。”他提议要在回国之前组织一个医疗巡视团到各军分区检查一次工作。当时卫生部正好要检查一、三军分区的卫生工作，于是很快就组成了巡视团。巡视团由我率领，除白求恩外，还有林金亮、陈仕华、郎林等同志参加，9月20日，就从花盆村出发了。

巡视团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紧张工作，检查了三个主力团，七个休养所。白求恩走到哪里，遇到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他还根据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对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10月20日，是白求恩预定启程回国的日期。这时，日寇突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扫荡”。他决定推迟回国日期，率领医疗队参加反扫荡战斗。在抢救伤员的战斗中，他手指感染，不幸以身殉职。白求恩临终之时，还惦记着卫生学校，嘱咐把他的书籍和小闹钟送给卫校作为纪念品。

白求恩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医学教育家。他的逝世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他的光辉思想和不朽业绩，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白求恩逝世以后，毛主席写了《纪念臼求恩》这篇著名文章，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严主义精神，作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为了学习和纪念白求恩，1940年2月，晋察冀军区决定把他亲自参加创建的卫生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学校，这就是现在具有相当规模和现代技术设备的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前身。在回顾学校发展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白求恩在学校创建过程中的伟大贡献，高举起他的光辉旗帜，不断前进。

1983年12月

（叶青山，抗战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1938年创办医务训练队——卫生学校前身——担负领导及教学工作。建国后曾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87年去世）